正在編輯道明寺家（章節）

== 大正至昭和前期（1912–1945） ==

=== 四大財閥時代 ===
大正元年（1912年），明治天皇駕崩，日本進入大正時代。此時的道明寺財閥已由第二代家主道明寺信隆（1856–1925）領導。在道明寺信隆的帶領下，家族事業進入了一個急劇膨脹的時期，與三井、三菱、住友並稱為「日本四大財閥」。

道明寺財閥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深厚的國際背景。與三井、住友等起源於江戶時代町人商家的日本原生財閥不同，道明寺財閥從誕生之日起便帶有國際化的基因。它在倫敦、紐約、香港、上海、新加坡等地擁有分支機構，與怡和洋行及慶寧何佳臣家族的全球網絡緊密相連。這種國際化優勢，使其在引進西方技術、獲取海外市場資訊、進行國際融資等方面，都較其他日本財閥更為便捷。道明寺信隆本人自幼接受英式教育，英語流利如母語，經常代表日本財界出席國際會議。

=== 產業版圖的全面擴張 ===
大正時期，道明寺財閥的產業版圖全面擴張。在貿易領域，道明寺商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綜合商社之一，在全球擁有超過五十個分支機構，經營的商品涵蓋鋼鐵、機械、紡織品、糧食、化學品等幾乎所有大宗商品類別。

在地產領域，道明寺不動產在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主要城市擁有大量辦公樓、倉庫和住宅用地。家族在東京丸之內地區持有的土地面積僅次於三菱地所。

在重工業領域，道明寺展堂生前的遠見開始結出碩果。道明寺造於大正二年（1913年）在橫濱成立，其第一座船塢可建造萬噸級輪船。大正七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造船業進入黃金時期，道明寺造船訂單滿載，成為日本最大的私營造船企業之一。

道明寺飛機於大正十年（1921年）在名古屋設立，最初以授權生產英國的先進飛機為主，後逐步發展自主設計能力。昭和初期，道明寺飛機已成為日本陸海軍航空隊的主要供應商，其生產的戰鬥機和轟炸機活躍於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各個戰場。

道明寺製鐵的前身可追溯至道明寺展堂晚年投資的八幡地區煉鋼試驗爐。道明寺信隆在此基礎上大規模擴張，於大正年間設立了正式的鋼鐵公司。至昭和五年（1930年），道明寺製鐵已成為僅次於官營八幡製鐵所的日本第二大鋼鐵企業，為日本的軍備擴張和工業建設提供了大量優質鋼材。

在汽車領域，道明寺汽車於大正十二年（1923年）成立，最初以組裝英國奧斯汀（Austin）汽車為主。昭和初期，道明寺汽車開始自主研發國產汽車，生產轎車、卡車和軍用車輛。雖然在產量上不及豐田和日產，但道明寺汽車以高品質和技術先進著稱，尤其在高級轎車和特種車輛領域佔有獨特地位。

在金融領域，道明寺銀行在此期間繼續擴張，存款規模和貸款規模均居日本銀行業前列。道明寺保險於大正八年（1919年）成立，迅速成為日本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道明寺證券則活躍於日益成長的日本證券市場，為家族企業和外部客戶提供股票、債券承銷和交易服務。

=== 關東大震災與金融恐慌中的角色 ===
大正十二年（1923年）九月一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芮氏規模7.9的強烈地震，東京、橫濱等城市遭受毀滅性打擊，超過十萬人罹難，無數建築物倒塌焚毀。這場關東大震災，不僅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慘重的自然災害，也對日本經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震災發生後，日本銀行體系面臨巨大的支付壓力。大量票據無法兌現，銀行擠提現象蔓延，金融恐慌一觸即發。在此危急關頭，道明寺銀行憑藉其雄厚的外匯儲備和與倫敦何佳臣銀行（即白金漢公爵家族控制的私人家族銀行）的直接聯繫，從倫敦緊急調運了大量黃金和英鎊資金，穩定了自身的支付能力。不僅如此，道明寺銀行還響應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的號召，向東京的其他陷入困境的銀行提供了流動性支持，在穩定日本金融秩序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與此同時，道明寺財閥旗下的建築和建材企業全面投入災後重建。道明寺製鐵為重建提供了大量鋼材，道明寺不動產則在東京和橫濱大量購入因地產價格暴跌而賤售的土地，為日後的地產王國進一步擴張奠定了基礎。

昭和二年（1927年），日本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多家中型銀行相繼倒閉。道明寺銀行憑藉其穩健的經營和充足的資本，不僅安然度過危機，還趁機收購了幾家陷入困境的地方銀行，進一步擴大了在全國的業務網絡。

=== 戰爭時期的道明寺財閥 ===
昭和十二年（1937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全面展開。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此期間，道明寺財閥如同其他日本財閥一樣，被動員為國家的戰爭機器服務。

道明寺造船的橫濱、神戶和長崎船塢全速開工，建造戰艦、航空母艦、運輸船和潛艦。道明寺飛機的名古屋工廠日夜不停地生產零式艦上戰鬥機的改良型號及多款轟炸機。道明寺製鐵則為軍需生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鋼鐵材料。

然而，與部分積極配合軍部政策的財閥不同，道明寺家內部存在著一股隱秘的對外和平傾向。時任家主道明寺成隆（1885–1946）早年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目睹西方世界的真實實力，對軍部冒進的對英美開戰路線抱有極深的憂慮。據家族後人回憶，道明寺成隆曾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一份私人備忘錄中寫道：「與英美為敵，是日本有史以來最愚蠢的決定。」

然而，在那個軍部言論至高無上的時代，這樣的觀點不可能公開發表。道明寺成隆只能一方面遵從國策，維持表面上的「舉國一致」姿態；另一方面，他開始暗中進行戰後佈局。他指示家族在新加坡、上海等地的分支機構盡可能保護當地華僑商人，以期在未來的某一天換取善意。他甚至通過中立國的管道，與遠在倫敦的何佳臣家族分支保持著斷斷續續的通訊。

=== 貴族院與公爵爵位 ===
明治十七年（1884年），日本政府頒布《華族令》，建立新的華族制度。道明寺展堂因其對日本近代化建設的巨大貢獻，尤其是其對明治維新的幕後支持，獲明治天皇授予男爵爵位，是極少數獲得華族身份的非本土出身人士之一。大正四年（1915年），大正天皇為表彰道明寺財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協約國盟友提供的重要後勤支持，以及家族多年來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將道明寺家從男爵晉升為伯爵。昭和十五年（1940年），時值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道明寺家獲進一步晉升為公爵，爵位為「從一位大勳位公爵」。從此，道明寺公爵家成為可與近衛家、鷹司家等五攝家平起平坐的最高等級華族。

按照貴族院令的規定，公爵爵位的擁有者自動成為帝國議會貴族院的終身議員。道明寺成隆及其繼承人，均以公爵身份參與貴族院的議事，在國家重大決策中擁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