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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都親王封地時期（1840年—2019年） ===

==== 早期自治架構的確立（1840年—1900年代） ====
1840年，希望帝國太祖皇帝為酬謝皇太弟施永德讓儲之功，頒布《冊封四都親王詔書》，將四都府全境賜予施永德作為世襲封地。詔書明確規定，四都親王「世襲罔替，永鎮四都」，在封地內享有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財政與軍事在內的完整自治權力，僅需向帝國皇帝履行象徵性的朝貢與效忠義務。

施永德就任四都親王後，著手建立封地治理體系。親王以英國殖民時期的行政架構為基礎，融合景州李氏數千年的治理傳統，創建了一套獨具特色的「親王治下的西敏制」體系。四都親王為封地最高統治者，下設由親王任命的首席大臣主持日常政務，輔以由地方精英及專業人士組成的議政局提供諮詢。

永德親王在位期間（1840年—1880年），奠定了四都府現代化治理的基礎。他大興土木，修築道路、開鑿運河、引進西方蒸汽技術，並設立工務局專責基礎建設。他大力資助教育，創辦四都大學，並設立教育局管理全府學校事務。他還建立了四都府第一支現代化警察部隊四都府警務處，維護社會治安。

==== 憲政改革與制度化建設（1900年代—1945年） ====
進入二十世紀，隨著希望帝國整體憲政改革的推進及四都府內部社會結構的變化，四都府的治理體系經歷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設。經過四都親王與帝國中央政府及國會的長期協商，一系列憲法修正案得以通過，在維持四都宮永世封地與核心自治權的同時，明確了帝國中央在四都府的外交、國防與部分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最終管轄權。四都親王同意放棄部分傳統封建特權（如自行徵收關稅、維持大規模私人武裝等），換取其餘自治權限在憲法層面的永久保障。

在此期間，四都府議會的權力逐步擴大。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比例逐漸增加，議會對政府財政預算的審議權得到強化。公務員體系進一步正規化與專業化，廉潔高效的現代文官制度得以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日益完善，從裁判司署、地區法院到巡迴法院的審級制度趨於完備。

1942年至1945年的日據時期，是四都府治理史上最為黑暗的篇章。日本佔領軍將咸美頓更名為昭和城，廢除四都府原有的自治架構，代之以由日本軍政長官直接統治的軍事高壓體制。四都親王及家人在帝國軍隊掩護下撤離至後方。日軍憲兵隊肆意逮捕、拷打和殺害平民，原有公務員體系被強行改組，大批公務員因拒絕與佔領當局合作而遭受迫害。這段慘痛經歷，強化了戰後四都府公務員體系對廉潔、法治與服務公眾的價值堅守。

==== 戰後重建與治理現代化（1945年—2019年） ====
二戰結束後，四都親王家族返回封地，著手恢復自治治理體系。戰後初期，四都府政府在帝國聯邦馬蘇計劃的援助下，啟動了大規模的重建與現代化工程。

1960年代至1980年代，四都府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與社會轉型，政府架構相應進行了多次調整與擴充。一系列新的司署與公署相繼成立，以應對日益複雜的經濟管理與社會治理需求。公務員體系持續擴大，培訓與考核制度不斷完善，廉潔高效的治理文化深入人心。

1990年代至21世紀初，四都府在持續繁榮的同時，面臨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固化、住房困難等新的治理挑戰。公眾對四都宮傳統特權、政府透明度及社會不公的質疑聲浪日益高漲。四都府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回應社會訴求，包括擴大公共房屋供應、加強社會福利保障、推動電子政務以提升政府透明度等。然而，這些措施未能完全平息累積已久的社會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