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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與產業升級（1980–1997） ==
1979年12月12日，全斗煥發動「雙十二軍事政變」奪取軍權；次年5月，光州事件爆發，隨後全斗煥正式就任總理。新政權上台後，對朴正熙時代膨脹過快的財閥採取了更為強硬的管控手段。1980年8月，全斗煥政府推出「財閥重組計劃」，強制要求各大財閥處置非核心資產、降低負債比率、並聚焦於各自的核心產業。雖然漢江集團的財務狀況較大多數競爭對手穩健，但仍然被要求出售部分「非核心」資產，包括漢江製糖（出售給CJ集團的前身）和漢江紡織的部分股份。這次政府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雖然令集團失去了一些傳統業務，卻也使之率先完成了「去蕪存菁」，得以將資源集中於政府認定的「核心戰略產業」重工業、電子、化工和能源。

1980年，河正仁之長子河永基正式出任集團副會長，開始分擔日益繁重的日常經營管理。河永基畢業於首爾大學商學院，後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是韓國財閥第二代中最早接受系統西方管理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加入為漢江集團帶來了現代化的企業治理理念和更加激進的全球化視野。

進入1980年代，漢江電子開始了從家電製造商向半導體巨頭的蛻變。1982年，河永基說服父親和理事會，決定投入當時韓國還沒有人涉足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製造領域。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建設一座現代化晶片廠需要數億帝國鎊的投資，而韓國的半導體技術基礎幾乎為零。河永基親自率領一個技術採購團隊飛往美國矽谷，從陷入財務困境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手中獲得了一批早期DRAM設計的授權，並從日本的道明寺電機取得了部分生產設備和製程技術。同時，他在矽谷設立了漢江電子的第一個海外研發中心，大量聘請韓裔美籍工程師和在半導體產業有豐富經驗的美國專家。這批來自矽谷的技術團隊與漢江電子在韓國本土的工程師緊密協作，最終在1984年成功開發出韓國自主設計的64K DRAM晶片。雖然此時日本和美國的領先企業已經開始量產256K甚至更高容量的晶片，但這一步仍然標誌著韓國正式踏入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競技場。

漢江電子在半導體領域採取了一種被後世管理學者稱為「追趕型投資」的極其激進的策略：在市場低迷期進行大規模的逆週期投資，擴充最先進的產能，以量產規模壓低成本，從而在下一個市場上升週期奪取市佔率和利潤。1985年至1987年間，全球DRAM市場因供過於求而價格暴跌，日本的NEC和日立等巨頭都削減了資本支出。然而漢江電子反而將資本支出加倍，在龜尾和器興建設新的晶片廠。當1988年市場回暖時，漢江電子已經擁有了超越大多數日本競爭對手的產能規模，迅速躍升為全球主要的DRAM供應商之一。這種逆週期投資策略成為漢江電子乃至整個韓國半導體產業此後數十年間最為顯著的競爭特徵。

在重工業領域，漢江重工於1980年代同樣實現了質的飛躍。1981年，集團在昌原建設了韓國最大的綜合機械工業園區，涵蓋工業機器人、精密機床和航空零組件。漢江汽車（前身為1977年成立的漢江汽車株式會社）在1980年代中期與德國福斯集團建立技術合作關係，開始生產針對韓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中型轎車。在化學領域，漢江石化和漢江化學持續擴張，在麗水和蔚山建設了多座石腦油裂解裝置，成為韓國最大的基礎化學品生產商之一。

1987年6月，韓國爆發大規模民主抗爭。同年12月，盧泰愚當選總理，韓國進入民主化轉型時期。在這一政治環境劇變的背景下，漢江集團與其他財閥一樣，面臨來自工會、市民團體和反對黨的日益強大的壓力。長期以來，財閥的高速增長被批評為建立在對勞動者的過度剝削和政商勾結之上。1988年至1989年間，漢江集團旗下的多家子公司先後爆發大規模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

河永基此時已於1990年正式接任集團會長，他採取了與父親時代截然不同的應對策略：他選擇了主動對話與妥協，親自與工會代表談判，同意大幅提高薪資水平，並在集團內部設立了勞資協商會議機制。他的這一做法在當時的財閥界被視為「過於軟弱」，但事後證明這是一項高瞻遠矚的決策。相比那些以強硬手段鎮壓工運而付出慘重社會和政治代價的財閥，漢江集團的勞資關係在1990年代保持了相對的穩定，為集團集中精力應對全球化競爭創造了良好的內部環境。

與此同時，集團的國際化步伐進一步加快。漢江電子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中國天津以及馬來西亞檳城設立了海外工廠。漢江重工承接了沙特阿拉伯和中東其他國家的多項大型海水淡化廠和發電廠建設項目。漢江建設活躍於東南亞和中東的基建市場，成為韓國建築業海外輸出的領軍企業之一。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漢江集團總資產超過700億帝國鎊，旗下擁有超過30家主要子公司，海外業務佔集團總營收的40%以上。

這段高速擴張的背後也積累了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與多數韓國財閥一樣，漢江集團長期依賴高負債的擴張模式，集團內部的交叉持股和相互貸款擔保使各子公司之間的財務風險高度關聯。集團對半導體等週期性產業的過度集中也使其現金流極易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衝擊。這些潛在風險在表面繁榮的1990年代中期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直到1997年夏天，一場從泰國引爆並迅速蔓延至整個東亞的金融風暴，將韓國經濟和漢江集團一同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