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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前港英時期 ===
參見：第一次鴉片戰爭、香港割讓、穿鼻草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曾停留香港，返回英國後使團中一史家稱：「從船舶進出的便利和陸地環繞的地形看，這個港口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良港。」

1841年1月26日，英國海軍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4月，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稱香港島為「幾乎沒有人煙的荒島」。當時香港人口7,450人（包括2,000名船民）。6月7日，義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

1842年，鴉片戰爭後，英國佔領香港島。

1843年1月，英國外交大臣亞伯丁説：「香港應成為一個自由港，因此港口稅應盡量輕微，可以指望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就是土地。」4月5日，維多利亞女王頒佈《英王制誥》，宣佈設置「香港殖民地」。4月6日，維多利亞女王向砵甸乍頒發《王室訓令》。6月26日，香港正式歸屬英國。

1845年3月，港督戴維斯説：「唯有施行中國刑法——包括笞刑、剪辮、戴枷及放逐，才能使華人罪犯恐懼，從而阻遏罪案，改善治安。」

1846年香港會開幕，同年跑馬地舉行賽馬。幾年之內，有10數家商行進駐香港，還有洋店主、醫生、酒館老闆和小商人；商行由英國、印度、美國、德國、義大利、荷蘭和法國人開設，主要有3個：怡和洋行、顛地洋行和旗昌洋行。有些官員關心開展貿易和發揚基督教，有些洋商關心自己發財致富，政府則尋求收足稅以應付香港行政開支；洋商則盡力抗拒加稅，擺脫英國，擔任列強榮譽領事或在航行船隻掛上丹麥國旗或美國國旗。華人平凡普通，是穩紮穩打的基層，認為平安無事就是個好年頭。急功近利、追逐享受、愛好耀眼燦爛奪目，香港的能量、極端混亂、蜚短流長老早存在；有不踏實的無根感和空洞，環境令人感到興奮刺激，有發財機會，混亂吵嚷，隱含粗俗不羈和冒險。大班和其他商業鉅子往往很有趣、有勇氣，一般冒險進取，不是慣常慈悲為懷。華人圈向來是動態，沒有任何事永遠保持原貌；常態是人不停遷移，換工作、姓名、生活方式；各階層和民系住進公共屋村，然後搬入公寓、大廈、別墅，世上大概沒有一個社群處於這種永不休止的騷動狀態。雖然洋商社群有賴於華人買辦、職員和仲介，但是以種族而論，他們似乎不信任華人；基於恐懼和厭憎，加上種族偏見，錯綜複雜。

1846年11月25日，九龍寨城開始動工，1847年5月31日完工。其後洪仁玕（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族弟）在香港醞釀提出《資政新篇》，強調法治和與外國通商。容閎在香港馬禮遜學堂讀書4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作《西學東漸記》，組織幼童出國留學。王韜1874年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推崇「君民共主（君主立憲）」。何啟和胡禮垣彙編《新政真詮》，提出改良主義。

1860年，訂立《北京條約》，正式割讓九龍半島予英國。1860年英占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方。早期港英統治基本結合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

1861年，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出版《四書》香港英譯本，至1885年出齊《五經》英譯本。

康有為於《康南海自編年譜》稱，其於1879年「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德國、法國、俄國藉口要求租地；其後局勢緊張，英方認為如要防衞香港，必須取得鄰近土地的控制權。根據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方同意把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個島嶼租借予英國，為期99年。1898年英強行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龍半島北部大片土地及附近島嶼。新界所有土地均是官地，原居民為官地承批人，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政府可以收回原居民的土地作公共用途。

在港英人數度促成立自治政府，英廷一直不允，稱香港華人佔多數，不會由少數歐籍人士統治。

1907年，新界設立理民府制度，1910年新界分成南約、北約兩主區，新界「八約」是九龍約、沙頭角約、元朗約、雙魚約、六約、東海約、東島洞約和西島洞約；除警政及土地測量外，行政由南約及北約理民官負責。

1911年，在盧押努力下，香港大學成立。先後設立文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 20世紀初期，香港華人大多生活艱苦，工時長、工資微薄，往往傷病纏身或染有毒癮；約1/4華人抽鴉片，有2,000家鴉片窟。

孫中山於1923年2月19日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己奉公為變例也。……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齷齪。……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倣，而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上疑議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一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學友諸君乎！諸君與余同受教育於此英國屬地，並在同一之學校，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

省港大罷工使糧食價格高漲，銀行擠提。司徒拔主張英國海軍武力介入，宣布緊急狀態：「凡是擾亂這個殖民地太平的人，會受到的對待就是英國人會給予的那種：公正但嚴厲」；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罷工領袖提出：每日工時以8小時為限，禁用童工，禁止警察不人道的粗暴行為，終止山頂區隔離政策；證券、股票和地價急跌，1925年9月每天有20宗破產個案；一群商人請求司徒拔向英國申請300萬貿易貸款，倫敦庫務署由西非貨幣發行局和海峽殖民地籌集。1926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正式發表關於停止封鎖、結束罷工的公告。學者指出，省港大罷工使香港華人大致分為：罷工工人與學生擁護廣州國民政府，華商與右派勞工支持港府反對罷工。

當時，英國在中國境內擁有最大量的外資利益，因而成為排外運動的主要目標，但不久反日情緒取而代之。

1938年6月14日，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宋慶齡寓所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