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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美頓殖民時期（公元1675年—1825年） ===
18世紀中葉，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斷向東擴張，其與慶寧明朝在貿易權、治外法權以及對東南亞附屬國影響力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銳。四都城作為慶寧最大、最繁榮的對外貿易港口，自然成為雙方角力的焦點。英國商人長期抱怨明朝海關官員的貪腐與勒索、貿易限制過多以及缺乏公正透明的司法保障；而明朝官員則對英國商人不斷擴大的鴉片貿易、屢屢發生的刑事案件以及東印度公司日益顯露的政治軍事野心深感憂慮與不滿。

1675年，一起看似偶然的刑事案件最終點燃了戰爭的導火索。一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佐治·美利（George Murray）在四都城的一家酒館內，因債務糾紛與當地慶寧買辦李湛發生激烈爭執，美利在盛怒之下拔槍將李湛射殺。四都城地方官府立即派捕快拘捕了美利，並依照《明律》進行審理，準備判處其斬首。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最高代表，董事咸美頓勳爵（Lord Douglas Hamilton）聞訊後，立即向明朝地方官府提出嚴正抗議，要求行使「領事裁判權」，將美利移交給英方審判。這一要求遭到了負責處理此案的明朝工部尚書丘如松的斷然拒絕，丘如松義正詞嚴地表示：「大明疆土之內豈容爾等番邦商賈自外於王法乎？」

咸美頓勳爵見交涉無果，遂決定繞過地方官府，直接北上京城向明朝皇帝告發此事，史稱「咸美頓告御狀」。在朝堂之上，咸美頓勳爵不僅為美利辯護，更進而指責明朝「法律野蠻落後，官府腐敗專橫，未諳文明世界之萬國公法」，言辭之間充滿了盛氣凌人的優越感。這番言論極大地激怒了在位已近四十年的明弘祖，弘祖認為這是對天朝上國尊嚴的嚴重冒犯，當場嚴辭駁斥，並下令驅逐所有在京的英國使團人員，同時宣佈斷絕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切貿易往來，要求所有在慶寧境內的英國商人限期離境。

弘祖的強硬舉措正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內主戰派的下懷。他們早已在尋找藉口，以武力打開慶寧市場、獲取更多特權。東印度公司迅速從倫敦獲得了一紙「戰時特許狀」，授權其對明朝採取軍事行動以保護英國臣民的生命財產與貿易自由。1772年4月，一支由數艘配備先進火炮的風帆戰列艦與武裝商船組成的英國艦隊，在咸美頓勳爵的率領下，從印度加爾各答出發，劍指四都城。5月，英國艦隊抵達四都城外海，並對港口實施封鎖。由於事出突然，且明朝水師的裝備與訓練均遠遜於英國海軍，四都城的海防炮臺在英軍艦炮的猛烈轟擊下迅速癱瘓。6月2日，英國海軍陸戰隊在艦炮掩護下成功登陸，經過短暫而激烈的巷戰後，佔領了四都城。

兵臨城下之際，年邁的明弘祖被迫接受英國提出的苛刻談判條件。同年9月15日，雙方在停泊於四都港內的一艘英國軍艦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四都條約》。條約的核心內容包括：明朝向英國賠償軍費白銀三百萬兩；開放山川府等數處口岸通商；准許英國人在開放口岸自由居住、貿易與傳教；英國人在慶寧犯罪，須交由英國領事依照英國法律審判（即領事裁判權）。而對四都府而言，最致命的一條是：將四都城永久割讓予英國。

英國東印度公司隨即將四都城正式更名為咸美頓（Hamilton），以紀念在此役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咸美頓勳爵。咸美頓勳爵本人被任命為首任總督。這座擁有近六千年輝煌歷史的古老都市，從此進入了長達五十三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

在殖民統治的最初十餘年裡，咸美頓的發展帶有濃厚的軍事佔領與商業掠奪色彩。東印度公司將咸美頓定位為其在遠東的自由貿易港與軍事基地。殖民當局廢除了明朝的大部分海關關卡與貿易限制，宣佈咸美頓為自由港，除少數特定商品外，大部分貨物進出港口均免徵關稅。這一政策極大地刺激了轉口貿易的發展，吸引了來自慶寧各地、東南亞、印度乃至歐洲的大量商船雲集於此。咸美頓港的貿易額在短短十數年間便成倍增長，迅速超越了此前由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門和由荷蘭人控制的巴達維亞，成為太平洋最繁榮的貿易港之一。

伴隨自由貿易而來的是罪惡的鴉片貿易。英國東印度公司利用咸美頓作為其在遠東最大的鴉片倉儲與分銷中心。來自印度孟加拉地區的鴉片，被源源不斷地運抵咸美頓的倉庫，再由這裡走私分銷至慶寧內地。鴉片貿易為東印度公司及參與其中的英商帶來了驚人的暴利，卻給慶寧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為日後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在行政與司法方面，英國殖民當局將普通法體系引入咸美頓。一個以總督為核心，輔以咸美頓城公司（City of Hamilton Corporation）的殖民政府架構被建立起來。總督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任命，代表英王行使行政、立法與司法最高權力。咸美頓城公司董事局由總督及幾名高級官員組成，負責政策制定與日常行政管理。立法局則由總督、官員及少數由股東選出的非官守議員（多為英商代表）組成，負責制定本地法律，但總督擁有最終否決權。司法方面，設立了咸美頓中央裁判司署，由英國派駐的專業法官主持，適用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審理案件。同時，也設立了處理華人（慶寧人）輕微民事糾紛與一般刑事案件的地區裁判署，但其上訴仍需至中央裁判司署。這套殖民法律體系，一方面引入了西方近代法治的某些形式與原則，另一方面也充滿了種族歧視與維護殖民者特權的色彩。

城市建設方面，英國殖民者帶來了西方的城市規劃理念與建築風格。殖民當局在咸美頓城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平整與道路拓寬工程，修建了總督府、中央裁判司署大樓、聖公會座堂以及帶有外廊的殖民地式商業建築。這些建築多採用新古典主義或哥特復興風格，與原有的中式廟宇、祠堂與民居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城市的急劇擴張與人口膨脹也帶來了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咸美頓的氣候濕熱，人口密集，衛生設施落後，導致霍亂、瘧疾、天花等傳染病頻繁爆發，死亡率居高不下。

進入19世紀，隨著英國本土工業革命的深入與自由貿易理念的盛行，東印度公司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權日益受到挑戰。1813年，英國國會通過法案，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權。咸美頓的貿易環境因此更趨自由開放，更多的私商湧入，商業活動更趨多元化。與此同時，英國傳教士也開始進入咸美頓，他們開辦學校、醫院與印刷所，在傳播基督教的同時，也客觀上促進了近代西方醫學、教育與印刷技術在慶寧的傳播。

儘管咸美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經歷了畸形的繁榮，但對於世代居住於此的絕大多數慶寧人而言，殖民統治意味著家園淪喪、主權受辱與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殖民政府的高級職位全部由英國人壟斷，慶寧人只能擔任低級文員、警察或翻譯。英國人居住的亞瑟山與華人擁擠的「太平山區」形成了空間上的種族隔離。司法實踐中，英國人與慶寧人同罪不同罰的現象屢見不鮮。文化上，強勢的英語與西方生活方式不斷侵蝕著本土的語言與傳統。反抗的暗流，始終在這片被割讓的土地下湧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