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長家族

何承長家族（英語：House of Jardine-Ho），又稱渣甸何氏、怡和何氏，是一個源自慶寧大陸、扎根中華大地逾1,300年的華裔望族世家。家族為上古慶寧貴族何佳臣家族在中國的分支，自唐代初年入華，歷經唐宋元明清五朝，從長安豪門發展為廣州十三行領袖，並在香港開埠後成為這座國際金融中心無可爭議的第一世家。家族自1841年起與英資怡和洋行締結世代盟約，世襲其總買辦之職，並在20世紀通過一系列併購逐步掌控怡和集團，至今控制市值逾18萬億港元的全球性商業帝國。何承長家族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橫跨千年、在朝代更迭中持續壯大、並在現代仍居於商業權力頂峰的家族。

⁠家族起源

何佳臣家族

何承長家族的遠祖可追溯至慶寧上古門閥何佳臣家族。何佳臣氏起源於約公元前3000年建立的大寧帝國，其始祖堯德氏族長自稱「何佳臣」，意為「大祭司」。在長達五千年的慶寧歷史中，何佳臣家族以宗教權威與商業才能並重著稱，曾建立萬和教會並世襲法皇之位，景朝時期以按察太使之職積累驚人財富，其家族勢力歷經晉、義、金、景、衛、宋、紀、明等朝代而不衰，是慶寧歷史上唯一橫跨宗教、政治與商業三大領域的世家。

唐代入華

唐朝初年，慶寧與中原王朝因海上貿易而建立外交關係。何佳臣家族派遣族人出任駐唐使節，率領大型船隊抵達長安。此人的本名因年代久遠已不可考，後世子孫尊稱其為入華祖。據家族內部文獻記載，入華祖在長安居留期間對唐朝文化產生極大興趣，因此歸國之期將至時，對外宣稱返航船隊在南海遭遇風暴沉沒，全員殉難，實則攜帶隨從、財貨與大量慶寧珍奇特產，從此隱姓埋名定居長安。

入華祖利用從慶寧帶來的香料、珍珠、珊瑚及藥材，結合對跨海貿易的豐富經驗，迅速在長安商界立足。他與長安本地大族通婚，逐漸漢化，並在第二代完全融入唐朝的社會體系。入華祖的事業由其子繼承，進一步擴大了家族在西域與嶺南之間的貿易網絡。

中原歲月

唐末五代開封立足

天佑元年（904年），朱全忠強令長安官民遷都洛陽，何氏全族隨之東遷。在此期間，家族並未在洛陽久留，而是繼續東移至汴州（今開封）。隨著朱全忠建立後梁，開封成為五代十國時期多個王朝的政治中心，何氏家族憑藉雄厚的財力與靈活的生存策略，在亂世中不僅未受重大損失，反而利用京城需求擴大了商業版圖。

北宋權傾朝野

北宋統一中原後，何氏家族的勢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家族以開封為核心據點，建立了覆蓋全國的商業網絡，核心業務包括金融、鹽業、貿易三大板塊。金融業方面，何氏創辦了錢莊，總號設於開封，在汴京、臨安、揚州、成都、泉州、廣州等主要商業城市均設有分號。該錢莊經營存款、放貸及異地匯兌業務，被認為是宋代最早開展「飛錢」（匯票）業務的私人金融機構之一。家族同時壟斷了典當行業，其當鋪遍布各州府，質庫數量據記載達三百餘間。

鹽業方面，北宋實行鹽鐵專賣制度。何氏族人數次出任鹽鐵使，直接掌控官鹽的生產、運輸與分配。在此同時，家族利用職務之便建立了一套平行的私鹽網絡，從沿海產鹽地大量收購私鹽，經由家丁押運至內陸銷售，其規模之巨，據傳可匹敵官鹽體系。

海外貿易方面，何氏在泉州、明州、廣州等口岸設有商號，將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經海上絲綢之路運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及印度洋諸國，換取香料、珍珠、象牙及藥材。

當時何氏在開封的府邸佔地百餘畝，內有假山、湖泊、亭台樓閣，規模宏麗，被譽為京師第一園林，是當時名士雅集的重要場所。何氏族人交遊廣闊，與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等文人政客往來密切。王安石變法期間，何氏採取兩面策略，表面支持新政，實則保護自身鹽業與錢莊利益不受侵蝕。

南宋南渡

靖康之變（1127年）後，何氏家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時任家主決定兵分兩路，一支留守開封以保存北方產業，主力則隨宋高宗南渡至臨安府。南遷途中，北方的大量房產、田產盡失，但家族的核心資產被成功轉移到江南。南宋時期，何氏在臨安重新建立其商業帝國。何氏錢莊總號遷至臨安御街最繁華的地段，繼續經營金融業務。家族利用戰亂後大量農民流離失所、土地價格暴跌的機會，通過放貸大量兼併土地。據後世轉述，至南宋末年，何氏在兩浙路、江南東路及福建路擁有的田產超過百萬畝，是江南最大的私人地主。

除了傳統的金融與田產，何氏還大規模涉足手工業：在臨安開設絲織作坊，生產的錦緞以精美著稱，遠銷海外；在明州與泉州開設造船作坊，所造海船載重量達千石以上；在福建開設印刷作坊，刊刻的佛經與科舉用書質量極高。何氏商船隊在這一時期活躍於東海與南海，將中國的瓷器、絲綢、書籍運往日本、高麗及東南亞，返程時滿載香料、藥材及奢侈品。

南宋末年，蒙古鐵騎逼近臨安。何氏家族再次面臨抉擇。這一次，家族決定跟隨南宋殘餘朝廷一路南遷。他們先是從臨安退至福州，待福州失守後再退至泉州，最終在崖山之後定居廣州。在南遷過程中，家族再次蒙受重大損失，但憑藉數百年積累的經驗與人脈，成功在嶺南重建基業。

⁠嶺南根基

元代

1279年元朝統一中國後，廣州成為嶺南地區的政治與經濟中心。1286年，元朝恢復廣州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與徵收關稅。何氏憑藉豐富的海外貿易經驗與對廣州商界的熟悉，獲元廷任命為市舶使。此後整個元代，何氏家族世襲性出任此職，實際掌控廣州乃至整個嶺南地區的對外貿易管理權。

明清時期

明朝建立後，朝廷長期實行海禁政策，但民間海外貿易從未真正斷絕。何氏家族憑藉元代以來的經驗與關係網絡，在官方體制與民間貿易之間扮演中介角色。成化年間以後，朝廷逐步放鬆海禁，廣州成為官方認可的對外貿易口岸。萬曆年間，何氏商行成為官方指定的對外貿易代理機構，代市舶提舉盤驗進口貨物、徵收關稅，此即後世「廣州十三行」制度的權輿。

怡和行的崛起

順治、康熙年間，清廷逐步恢復對外貿易秩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正式設立粵海關，開放廣州對外通商。此後數十年間，經過多次制度調整，形成了以「行商」為核心的對外貿易體制，即廣州十三行制度。何氏在此時期主持的商行名為「怡和行」，寓意「以和為貴、怡然處世」的經商哲學。怡和行在十三行中成立最早、資本最雄厚、信譽最卓著，在洋商中享有至高地位。其英文名「Ewo Hong」在西方文獻中頻繁出現，被譽為「The First of the Hongs」。

怡和行的主要貿易夥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十月至次年三月，西方商船雲集廣州黃埔港，何氏行商負責為東印度公司採購茶葉、絲綢、瓷器，同時代理銷售進口的印度棉花、東南亞香料及鴉片。茶葉貿易是怡和行的核心業務，家族在福建武夷山、安徽祁門、浙江龍井等著名茶區擁有大量茶園，建立了從產地採摘、初製、包裝、運輸至廣州的一整套作業體系。每年經怡和行出口的茶葉佔中國茶葉出口總量的近三成。

怡和行主的世界首富地位

至乾隆中後期，怡和行在十三行中地位穩固居於首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封閉江、浙、閩三處海關，僅保留廣州一口對西方通商。這一決定使十三行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強化，怡和行的財富也急劇膨脹。

怡和行行主的財富在當時難以準確估算，但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內部記錄，怡和行年茶葉貿易額常達數百萬兩白銀，而行主個人身家據保守估計在千萬兩以上。西方商人私下的記述與書信中，多次以「世界首富」形容怡和行的行主。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記載：「怡和行主擁有的財富，足以與歐洲最富有的君主匹敵。」

怡和行同時與廣東地方大員保持著密切關係。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粵海關監督等封疆大吏處理重大事務時，往往先諮詢行主意見。行主也通過捐輸軍餉、賑災及進貢等方式維持與朝廷的關係，多任行主獲封品級官銜。

銀幣之約

1833年，英國國會通過法案，正式結束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專營權。此前多年依附於東印度公司體系運作的英國私商開始獨立拓展業務，其中最為活躍和激進的是蘇格蘭裔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 1784—1843）。渣甸原為東印度公司船醫，後投身鴉片貿易，創辦渣甸洋行，迅速發展為遠東最具規模的英資貿易商行。

然而，渣甸的急速擴張也伴隨著巨大風險。1841年，渣甸洋行擁有的大型鴉片運輸船「莎拉號」在印度洋航行時遭遇風暴，在馬德拉斯附近海域擱淺損毀。船上滿載的鴉片、印度棉花以及用來購買茶葉的白銀全部損失。渣甸洋行因此陷入嚴重的流動性危機，若無法在短期內籌集大筆資金，將面臨倒閉的命運。

威廉·渣甸四處求助，但倫敦的銀行對遠東市場風險心存疑慮，不願承擔如此高額的貸款。走投無路之際，渣甸透過東印度公司的舊關係，向怡和行行主何承長求助。

何承長的四百萬兩借款

何承長（1769—1867），字德裕，號靜齋，是怡和行的第六代行主。他為人精明務實，洞悉國際貿易形勢。當時的中英關係因鴉片戰爭而急轉直下，何承長意識到舊的廣州貿易體制行將瓦解，香港開埠已成定局。他審時度勢，判斷渣甸洋行雖一時陷入困境，但其在印度、東南亞與中國沿海的貿易網絡極具長遠價值，若能加以掌控，何氏家族將獲得跨越性的發展機遇。

1841年冬，雙方在廣州城外的一處秘密地點進行了為期七天的封閉談判。外界對談判的具體過程所知甚少，但最終達成的結果卻影響了此後近兩百年的遠東商業史。何承長同意向渣甸提供白銀四百萬兩（折合約一百萬英鎊）的貸款，這筆金額在當時可以購買整個廣州十三行的全部存貨尚有餘裕。

作為交換條件，雙方簽署了一份包含四項條款的秘密協議：

第一項，威廉·渣甸將其與情婦所生的私生女瑪麗·渣甸（Mary Jardine, 1825—1902）嫁予何承長第六子何展圖（1820—1890）。瑪麗當時年僅十六歲，一直生活在渣甸的英國鄉間別墅，從未到過東方。此樁婚事不僅是商業聯盟的象徵，更重要的是，它使何氏家族後代同時擁有華人以歐洲血統。儘管同時期歐亞混血兒普遍受到歐洲人與華人的歧視，但因何氏家族富可敵國，東方背景與西方面孔卻成為了與洋商及華商雙方打交道時的優勢。

第二項，何展圖及其後裔中的合法男性繼承人，將世襲渣甸洋行的總買辦職位。總買辦是連接洋行與中國市場的關鍵人物，負責雙方之間的所有商業談判、貨物交割、資金往來及契約簽訂。渣甸洋行在完成此筆借款重組後，正式更名為怡和洋行（英文名由「Jardine, Matheson & Co.」沿用），以示對怡和行的尊重。

第三項，怡和洋行將其在香港島東角山（今銅鑼灣一帶）的土地業權完整轉讓予何展圖。此地面積廣闊，涵蓋今日和園山道、波斯富街、恩平道、新寧道、啟超道、禮頓道等範圍。

第四項，雙方以三枚墨西哥鷹洋銀幣為憑證。每枚銀幣由中間剖開，一分為二，何氏與渣甸各執一半。共計六片半幣，每一對可獨立作為憑證使用。何氏持半幣者可向對方提出一項合理要求，對方必須履行；若反悔違約，則洋行須以年利率15%的複利方式，向何氏全額償還四百萬兩貸款本息。三枚被一分為二的銀幣，從此成為何承長家族最具傳奇色彩的傳家寶物。此後近200年間，這六片半幣成為何氏家族與怡和洋行之間世代契約的實物憑證，被存放在香港的家族私人保險庫中，由每一代家主親自掌管。歷史上確認被動用的銀幣共有兩次，剩餘的最後一片銀幣碎片至今仍保持其法律效力。

何展圖太平紳士

何展圖太平紳士（英語：George C.T Ho, JP；1820年—1890年8月5日），字鴻志，是香港開埠初期富商，19世紀末華人首富，晚清一品頂戴花翎，誥授特進光祿大夫，因家族三代巨資效力於國及襄辦善舉，受朝廷表彰，光緒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下旨賞其三代一品封典。

何展圖原籍廣東南海，出生於廣州怡和何氏家族，是當時清國甚至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何展圖幼年被送往檳城大英義學接受英文教育，16歲學校神父何度遜（George Huddleston）返回英國，因何承長請求而帶同何展圖前往英國留學。到英國後，何展圖入讀倫敦國王學院，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個華人留學生。

香港開埠與東角山開發

1841年《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島正式割讓予英國。剛在英國畢業的何展圖，奉父命迅速遷居香港，成為最早意識到這座小島未來價值的華商之一。

何展圖利用盟約獲得的東角山土地，在這座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山丘上開始了大規模建設。他聘請英國建築師設計，修建了一座融合中西風格的豪宅，命名為何園。這座宅邸耗資巨萬，內部裝飾極為奢華，被當時的西方訪客稱為「遠東最美的私人住宅」。隨著香港人口快速增長，何展圖將周邊土地規劃成商業與居住區，出租給湧入的商戶與移民。東角山一帶逐漸發展為香港最繁華的商業與娛樂中心，租金收入源源不絕。

根據盟約安排，何展圖正式出任怡和洋行首任總買辦。買辦制度在當時的對外貿易中至關重要：洋行不直接與中國商人打交道，所有交易均通過總買辦進行。總買辦負責驗貨、議價、簽約、收款及交貨的全部流程，從中抽取佣金，比例為5%。以怡和洋行每年數以百萬鎊計的貿易額，何展圖的佣金收入已極其可觀。更重要的是，總買辦可以在交易中利用信息不對稱為自身牟利，這在當時的商業習慣中並不視為違背誠信。

商業版圖的拓展

何展圖時代的商業版圖主要涵蓋鴉片、苦力和貿易。鴉片貿易是怡和洋行當時的核心業務。每年從印度運來的數萬箱鴉片經由香港分銷至中國大陸各通商口岸。何展圖作為總買辦，掌管所有交易流程與華商的關係。這段貿易在當時法律上處於灰色地帶，但利潤極其豐厚。

苦力貿易是何展圖另一項重要業務。1840年代至1870年代，數十萬中國勞工被運往美國加州、澳洲及東南亞，參與淘金、鐵路修築及種植園勞動。何展圖的商號在廣州、廈門、汕頭設立辦事處，負責招募華工、安排船隻運輸，並與目的地的僱主簽訂契約。這項業務為他帶來了驚人利潤，但運輸過程中的擁擠環境與高死亡率也使其備受後世苛責。

地產業是何展圖最具長遠眼光的投資。除了東角山的開發，他還在香港島中環、上環及太平山區收購了大量地皮。隨著香港航運與貿易的增長，這些地皮價值數十年間以幾何級數上升。

慈善事業與一品封典

在積累巨額財富的同時，何展圖也積極投入華人社會的公共事務。他是東華醫院的創院總理之一，為貧苦華人提供免費醫療。他也是保良局的創局主席，致力保護婦孺免受虐待與拐賣。這兩大機構至今仍是香港最重要的慈善組織。清廷方面，何展圖通過多次巨額捐輸軍餉及賑災，維持與朝廷的良好關係。光緒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下旨賞其三代一品封典，頭戴一品頂戴花翎，並授特進光祿大夫的虛銜。雖然這些頭銜並無實職，但在當時代表著清廷對海外華商的最高榮譽認可。英廷方面，亦於1882年任命其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是香港歷史上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標誌著華人精英在港英殖民地政府中地位的提升。

子嗣與逝世

何展圖與瑪麗·渣甸育有三子一女：長子何榮政（1842—1929）、次子何榮德（1848—1918）、三子何榮昌（1850—1876）及女兒何秀珍（1852—1908）。三個兒子均接受雙語教育，而日後繼承家業的是長子何榮政。

何展圖於1890年在香港何園逝世，享年七十歲。他的葬禮是香港開埠以來規模最大的華人喪禮之一，港督德輔爵士、怡和洋行全體董事及數以千計的華商前往致哀。他留下的遺產包括東角山全部物業及周邊地皮、怡和洋行總買辦的世襲職位，以及遍布中國沿海的商業網絡。

第一代渣甸-何男爵何榮政

早年與教育

第一代渣甸-何男爵何榮政（James Jardine-Ho, 1st Baron Jardine-Ho，1842年6月12日—1929年10月9日）是何展圖與瑪麗·渣甸的長子。身為歐亞混血，他擁有東方人的細膩與西方人的輪廓，精通粵語、英語、葡萄牙語及基礎的官話。1856年，十歲的何榮政入讀國家大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今皇仁書院的前身），接受殖民政府推動的英式教育。他學業極為出色，尤其在語言和歷史方面天賦異稟。1860年，年僅18歲的何榮政在其父的安排下前往英國，入讀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主修古典學。他是牛津大學最早的中國血統學生。

在牛津期間，何榮政的學習範圍從古典學擴展至法學，旁聽了當時著名的法學教授講座。畢業後，他於1863年進入倫敦林肯律師學院，經過兩年嚴格訓練並通過考試，於1864年正式獲得大律師資格，成為有記錄可查的英國法庭上的第一位華人大律師。

李鴻章幕僚與洋務運動

返回香港後，何榮政開設律師行執業。然而，殖民地體制對華人有著微妙的排斥：許多涉及英國商人利益的重大案件不會委託給華人律師；司法體系中的高級職位也對華人關閉。失意之餘，何榮政通過怡和洋行的網絡，結識了正在大力推動洋務運動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李鴻章對這位精通中英雙語、熟悉西方商業與法律、又具備怡和洋行背景的年輕人極為賞識。何榮政被招入李鴻章幕府，此後數年成為洋務運動的核心推行者之一。他先後作為總辦掌管輪船招商局（中國第一家近代航運企業）和津滬電報總局（負責興建中國早期電報網絡），推動了中國航運與通訊的現代化。

何榮政在洋務運動中最為後世記住的事跡，是主持修築唐胥鐵路。這條全長約十公里的鐵路連接唐山煤礦與胥各莊運河，是中國第一條由中國人自建且使用標準軌距的鐵路。何榮政引進英國的鐵軌、機車與工程技術，並親自監督施工全程，於1881年正式通車。

通車消息傳入京城後，引發了保守派官員的強烈反對。他們以「火車呼嘯而過，震動地脈，驚擾祖宗安眠」為由，向慈禧太后進讒，要求停止鐵路、懲治負責官員。慈禧太后一度盛怒，下令將何榮政「撤職查辦」。情勢萬分危急之際，怡和洋行動用了英國使館的影響力，以外交壓力為何榮政擔保，使他免於牢獄之災，但被迫離開清國官場。他乘怡和洋行的輪船返回香港，此次挫折也使他對清廷徹底失望。

返港與政治崛起

返港後，何榮政的道路與此前截然不同。他不再追求內地的仕途，而是將全部精力投入香港社會。他正式接任怡和洋行總買辦，重新開始執業大律師，並逐步攀登殖民地政治體制的高峰。

他的法律專業與商業背景使其成為華人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最佳橋樑。港府先後委任他署理律政司及裁判司，這是華人在香港司法體系中所能獲得的最高實職。更重要的突破來自立法層面：他被任命為定例局（立法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可以直接參與香港法律的制定，打破了此前由英國人壟斷的立法權力。

創辦大清戶部銀行

雖然離開了清國官場，何榮政的專業能力仍被清廷所看重。1905年，清廷決定創辦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大清戶部銀行（後改組為大清銀行，為今日中國銀行的前身）。在多方力邀下，何榮政北上京城，出任首任總辦。他利用在英國學到的現代銀行知識和數十年金融實務經驗，為這家銀行建立了完整的制度架構，包括存款、放貸、發行鈔票及國庫管理等功能。在此期間，他草擬了中國最早的商業法、衡平法及信託法草案，並向朝廷提出引入陪審團制度的建議。這些超前的主張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大多未能實現，但影響了日後中華民國法律，其文本亦被後世法學家認為具有「極高的前瞻性」。

辛亥革命與民國初年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何榮政的政治立場發生根本轉變。他早年的經歷使他對清朝統治早已失望，對革命抱持同情態度。當南北議和拉開序幕時，他利用自己在雙方都有人脈的獨特優勢，代表南方革命政府參與談判，在革命派與北洋派之間居中調停，為清帝和平退位、民國建立作出了貢獻。

1912年1月，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何榮政被任命為首任司法總長。然而隨著袁世凱在北京掌權，他不願留在是非之地，主動辭職返回香港。

1916年袁世凱死後，中國政壇一片混亂。段祺瑞組閣後力邀何榮政回京出任外交總長。次年，段祺瑞因「府院之爭」被總統黎元洪免職，何榮政受命代理國務總理一職，為期約四個月。他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出任此職的歐亞混血華僑。

這段任期雖然短暫，何榮政的主要工作是維持北洋政府的日常運作，並在中國決定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決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力主對德奧宣戰以換取戰後的國際地位。

1922年海員大罷工

1922年1月，香港爆發大規模的海員大罷工，數以萬計的海員離開船隻走上街頭，維多利亞港幾乎癱瘓，生活物資供應面臨斷絕。港英政府與罷工者之間的對峙愈演愈烈，一度出現武力鎮壓的危險。此時已年逾古稀的何榮政，以怡和洋行總買辦、定例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及東華醫院主席的三重身份，主動出面與海員代表談判。他在談判中一方面要求港府承諾不會武力鎮壓，另一方面說服海員代表接受妥方案，包括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及釋放被捕的罷工領袖。經過多日的折衝，罷工和平結束，香港避免了可能造成深遠創傷的流血衝突。

海員罷工的成功解決，使何榮政的聲望達到頂峰。1923年，英皇喬治五世頒發嘉獎令，授予何榮政世襲男爵爵位，頭銜為「Baron Jardine-Ho of Hongkong」（中文：香港的渣甸-何男爵）。他是香港歷史上獲得世襲爵位的第一位華人，也是極少數非英國本土出身而獲此殊榮的人物之一。

晚年與逝世

晚年的何榮政逐漸淡出公眾活動，但仍保留怡和洋行總買辦及定例局議員的職位。他大部分時間在香港何園度過，有時前往新界鄉莊小住。1929年10月9日，何榮政在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年83歲。他的葬禮在香港聖約翰座堂舉行，港督金文泰爵士親臨致悼，民國政府派專使前往弔唁。香港華人社會為他舉行了盛大的公祭儀式，靈柩從中環運往跑馬地墳場途中，街道兩旁聚滿了送別的人群。

第二代渣甸-何男爵何文紳

早年及與孫中山的友誼

第二代渣甸-何男爵何文紳（Robert Jardine-Ho, 2nd Baron Jardine-Ho；1860年6月15日—1956年2月27日）是何榮政與長子，早年就讀於香港中央書院，在校期間與比他年長數歲的孫中山相識並結為摯友。據何文紳日後回憶，兩人在常討論中國的未來，孫中山的排滿革命思想在這段時期已對何文紳產生深遠影響。畢業後，何文紳同樣前往英國攻讀法律，在牛津大學取得學位後獲取大律師資格。返港後他本可像父親一樣執業，但他的人生軌跡卻因與孫中山的再度重逢而徹底改變。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何文紳是最早的秘密支持者之一，提供了初期的活動經費。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何文紳不僅捐獻巨款，還利用家族在東南亞的商務關係為革命黨人提供掩護與通訊網絡。辛亥革命爆發前十餘年間，何文紳先後向革命陣營捐獻的款項據保守估計超過500萬港元（當時幣值），是革命黨最大的個人金主。這些資金被用於購買武器、印刷宣傳品、策劃起義及營救被捕同志。孫中山在給他的信中多次表達感激，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是：「革命之成功，受惠於何氏之力助，非言語所能盡述。」這封親筆信原件現存於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民國初年的政治生涯

民國建立後，何文紳很快步入政壇。1912年，他獲任命為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長，協助黎元洪處理對外交涉。次年，他以廣東代表身份當選第一屆眾議院議員，是當時少數具有海外背景的國會議員之一。

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何文紳並未退出政治，轉而出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兼總統府顧問，試圖在體制內部推動憲政改革。他草擬的憲法條文中包含了保障基本人權、司法獨立及中央與地方分權等內容，雖然在袁世凱的專制體制下難以通過，但它們為日後的中國憲政運動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遺產。

護法軍政府時期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發起護法運動，反對北洋政府廢棄《臨時約法》。何文紳南下支持，非常國會推選他為護法軍政府的外交總長兼司法總長。在這一時期，他的主要外交任務是爭取國際社會（尤其是英國及西方列強）對南方政府的承認，但由於當時英美以外的西方列強普遍支持北洋政府，他的外交努力成果有限。在司法方面，他試圖在廣州建立一套獨立於行政干預的法院體系，這是中國近代司法改革的一次重要嘗試。

創辦華業銀行

1918年，在政務之餘，何文紳聯合陳澤熹、鄭韋豪、梁光津等華商家族，創辦了華業銀行有限公司。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家完全由華人私人資本設立的現代商業銀行，總行設於德輔道中。華業銀行以服務華商客戶為主，經營存款、放貸及匯兌業務，成立後數年間業務迅速增長，打破了英資銀行在香港金融業的壟斷。

國民政府時期

1921年，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何文紳續任外交總長與司法總長。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他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司法委員會主席及廣州市長，身兼數職。

在廣州市長任內，何文紳推動了這座革命大本營的市政現代化。在他的主持下，廣州拆除了部分舊城牆，修築了新式馬路；建立了較為完善的供水系統；規劃了新的商業區。在司法方面，他設立了新式法院，引入法官獨立審判制度，廢除了一些殘酷的刑罰手段。這段時期被後世認為是廣州城市近代化的重要階段。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10月，隨著《訓政時期約法》頒布及五院制實施，何文紳獲任命為首任司法院院長。這是中華民國司法體系的最高職位，何文紳也成為中國司法現代化工程的奠基人。任內，何文紳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建立法官終身制以保障司法獨立；推行統一的司法考試以確保法官素質；在全國主要城市設立新式法院並推廣陪審制度；整理和編纂了大量民國初年的法律文獻。他在司法改革方面的貢獻，被後世法學界普遍認為具有開創性意義。

戰後出任正按察司

1930年，何文紳以七十高齡退休返港養老。此後十年是他的平靜歲月，直至1941年香港淪陷。日軍攻佔香港前夕，何文紳因探望遠嫁加拿大的女兒而身處溫哥華，僥倖避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歲月。

1945年二戰結束，香港重歸英國統治。戰後香港司法體系百廢待興，原任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相當於首席大法官）已在淪陷期間病故。港府最初向英國本土徵求人選，但戰後英國自身人才流失，一時難覓合適人選。在此特殊背景下，港督楊慕琦爵士做出破格決定：邀請已八十五歲高齡的何文紳出任戰後首任正按察司。

何文紳接任後主持了戰後司法體系的重建，包括恢復法院運作、重新任命司法人員、清理戰爭期間的法律糾紛以及處理大量戰時遺留案件。他於1949年以八十九歲高齡正式退休，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華人正按察司，也是任職年齡最高的一位。

晚年與逝世

退休後的何文紳繼續居住在何園祖宅中。1956年2月27日，他在睡夢中安詳逝世，享年96歲。他的葬禮同樣在香港聖約翰座堂舉行，港督葛量洪爵士親自主持悼念儀式。民國政府追授中山勳章，以表彰他對國家的終身貢獻。他安葬於跑馬地香港墳場家族墓地，與父親何榮政的墳墓相鄰。

第三代渣甸-何男爵何褒權

早年與教育

第三代渣甸-何男爵何褒權（Charles Jardine-Ho, 3rd Baron Jardine-Ho；1900年6月22日—2000年8月30日）是何文紳第三子。前兩位兄長均不幸早逝，何褒權因而成為爵位與家業的繼承人。他的教育經歷充滿貴族色彩。13歲時，他被送往英國頂尖的伊頓公學就讀，是該校最早的華裔學生之一。在伊頓期間，他與日後成為英國首相的亞歷克·道格拉斯-何謨（Alec Douglas-Home；1963-63年首相）住同一宿舍，成為終身好友。從伊頓畢業後，他升入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修習政治學與經濟學。

這一段英國教育的經歷對何褒權一生影響深遠。他熟諳英國上流社會的禮儀與文化，也積累了深厚的人脈資源，這為他日後在香港商界與政壇的活動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優勢。

重新開發東角山與軒尼詩興業

1920年代，由於父親何文紳長年在中國內地擔任公職，家族的怡和總買辦事務由剛從牛津學成回港的何褒權接手。他展現出了與父親不同的才華：不是政治抱負，而是地產開發的非凡眼光。1924年，何褒權做出一項重大決定：徹底拆除東角山上原有的鴉片提煉廠廢棄建築，將整片土地重新規劃為現代化的商業與高級住宅區。為此，他成立了軒尼詩興業有限公司（Hennessy Development Co., Ltd.），專門負責家族房地產的開發與管理。公司名稱取自附近的主要幹道軒尼詩道，後者則以第八任港督軒尼詩爵士命名。

在其整體規劃下，東角山一帶在十數年間徹底改變面貌。填平了山谷中的舊河道，修築了整齊的街道，興建了一排排帶有騎樓的商舖和高層住宅。這些街道的命名均有典故：和園山道取家族宅邸何園與東角山之意；新寧道、開平道、恩平道等以四邑僑鄉命名，紀念來自這些地區的開發建設者；啟超道則為紀念梁啟超而命名，何褒權欣賞梁的維新思想。這片區域日後發展為銅鑼灣的核心商業地帶，也是全球店鋪租金最高的地區之一。

地產王國的奠基

軒尼詩興業的成功，使何褒權成為香港最大華人地主之一。此後數十年間，他透過軒尼詩興業不斷收購周邊土地，將家族的地產版圖從銅鑼灣逐步擴展至跑馬地、灣仔、中環及九龍塘。他的投資策略簡單而有效：在城市發展方向的前沿地帶購入土地，待基礎設施完善後長期持有收租，極少出售。至其晚年，軒尼詩興業已成為香港最大的私人房地產公司之一，旗下物業的價值難以確切估算。

奢華生活與慈善事業

何褒權的奢華生活方式是香港社會的傳奇話題。他在何園舉辦的宴會，賓客名單中不乏港督、外國使節、洋行大班及文化名流。他的名車收藏包括全香港第一輛勞斯萊斯轎車、多輛賓利及法拉利。他對衣著極為講究，西裝均在倫敦薩維爾街訂製，長衫則由上海老字號裁縫專門縫製。

然而，奢華生活並不妨礙他對慈善的慷慨。何褒權繼承家族傳統，先後擔任東華醫院主席及保良局主席。他有一句被廣為傳誦的名言：「何氏之財，取諸香港，用諸香港。」據後世估算，他畢生直接捐款總額超過一百億港元（今日幣值），受惠機構涵蓋醫療、教育、福利及藝術領域。香港許多學校、醫院及社區中心的建築物均以何褒權命名。

1929年，何褒權追隨父親何文紳，為香港大學捐建何文紳樓。此後數十年，他與港大保持著密切關係：擔任港大校董數十年，並在晚年成為終身校董；擔任文學院名譽副院長；獲港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LL.D. honoris causa），以表彰其對大學及社會的貢獻。港大校園內多座建築的興建都曾獲得他的捐助。

推動自治與民主改革

何褒權並未像祖父與父親那樣投身中國政治，但他對香港本地政治抱有濃厚興趣。他利用與英國政界的深厚人脈，包括前首相何謨及多位國會議員，多次向倫敦當局遊說，呼籲香港引入更多民主與自治元素。在其支持下，楊慕琦計劃成功推行，香港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 of Hong Kong）於1948年成立，負責管理教育、消防、康樂場地、社會福利、公共建設和市政局。當中2/3議員為民選，一半由華人直選，而另一半則由洋人直選；其餘1/3則屬委任。而何褒權則擔任市議會首任主席。此外，為配合市議會的設立，立法局內的官守議員議席會由原本的9席減至7席，非官守議席則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議席中，5人會是當然議員。而在非官守議席中，4人由非官方機構推舉，另由太平紳士中選一人，商會中選一人，以及從新成立的市議會推選2人。港督仍會是立法局的主席，繼續享有投票權。

百歲逝世

何褒權晚年的身體狀況依然良好，頭腦清晰。1990年代，年過九旬的他仍每天閱讀多份中英文報紙，對時事保持關注。2000年6月22日，他慶祝了百歲壽辰，港府官員及社會各界紛紛致賀。兩個多月後的8月30日，他在何園安詳辭世，享年一百歲。他的葬禮是世紀之交香港最盛大的喪禮之一，時任都督及總理率全體內閣官員出席，中國政府、英國皇室、政府及前首相何謨家族也派代表致哀。他的逝世被視為「香港舊時代的終結」。

第四代渣甸-何男爵何賢邦

早年與華爾街經歷

第四代渣甸-何男爵何賢邦（George Jardine-Ho, 4th Baron Jardine-Ho；1920年4月15日— ）是何褒權長子，被認為是何承長家族歷史上最偉大的企業家，將家族的事業從「香港首富」的層次推向了全球化的「遠東帝國」。

何賢邦早年在香港接受中小學教育，師從私人教師學習中文經典。戰後，他前往美國留學，入讀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畢業後，他沒有立即返回香港接手家族生意，而是選擇留在紐約華爾街，先後在所羅門兄弟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工作數年。

這段華爾街經歷對何賢邦影響深遠。他親眼見證了戰後美國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學習了現代公司金融、企業併購以及證券市場運作的整套知識。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傳統的貿易與地產生意固然穩健，但利用資本市場進行企業併購才是迅速積累巨大權力的捷徑。這套思維模式完全改變了何氏家族的發展方向。

收購和記洋行

1945年，何賢邦做了一件在香港商界引發轟動的事。當時年僅25歲的他在父親何褒權的默許下，打開家族保險庫，取出了珍藏逾百年的半枚銀幣。根據1841年何承長與威廉·渣甸簽訂的盟約，持銀幣者可要求對方滿足一項合理要求。何賢邦通過家族律師，正式向怡和洋行董事會提交了這個要求：支持他收購和記洋行有限公司（John D. Hutchison & Co., Ltd.）。怡和洋行審核無誤後履約，提供了資金與關係網絡的全方位支持。

和記洋行是當時香港一家老牌的英資貿易商行，業務穩健但較為保守。何賢邦在怡和的支持下成功入主，成為首位收購英資洋行的華人，一時轟動香港。收購之後，他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對這家公司進行了徹底改造，從單純的貿易代理商轉變為業務涵蓋地產、零售、航運及製造業的綜合性企業集團。

取得澳門博彩專營權

1961年，葡萄牙政府決定將澳門博彩業開放競投。何賢邦敏銳地意識到博彩業作為「現金牛」的戰略價值，與霍英東、葉漢等人組成財團，參與競投。經過多輪激烈的競爭，何氏財團成功擊敗了包括西方賭業巨頭在內的競爭者，奪得澳門博彩專利權。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由此成立，何賢邦出任董事長。公司壟斷了澳門的賭場、賽狗、賽馬及相關娛樂業務，在往後四十年間成為家族最穩定、最豐厚的現金流來源。外界一般認為，何氏家族在博彩業務上的累計利潤以千億帝國鎊計。

鯨吞會德豐及九龍倉

進入1970年代，何賢邦的事業進入併購高峰期。他的戰略思路非常清晰：將香港歷史悠久的英資洋行逐一納入旗下，最終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涵蓋各行各業的商業帝國。

1976年，擁有會德豐馬登有限公司控制權的馬登家族意興闌珊，決定出售所持股權。何賢邦通過和記洋行迅速提出收購要約，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將這家創立於1857年的老牌航運與地產集團收入囊中。

1978年，何賢邦展開了香港股市歷史上最著名的「暗購」行動。在匯豐銀行及家族華業銀行的支持下，他在市場上不動聲色地分批大量吸納九龍倉的股票。九龍倉是怡和洋行的旗艦子公司，擁有天星小輪、香港電車及尖沙咀海港城等極具價值的資產。當怡和洋行發現何賢邦持股已達威脅程度時，為時已晚。經過一波三折的股權攻防戰，何賢邦最終成為九龍倉的最大股東，取得了實質控制權。此舉的象徵意義極其巨大：何氏家族雖然歷來是怡和的總買辦，但如今以行動證明，他們能夠反過來控制老東家的核心資產。

軒尼詩興業上市

1980年，為籌集更大規模併購所需的資金，何賢邦決定將家族私有的軒尼詩興業有限公司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軒尼詩興業持有何園、東角山及周邊地區大量甲級寫字樓及高級住宅，是一個隱藏的優質收租資產組合。上市消息公佈後，市場反應熱烈，認購倍數極高。上市僅一年後，軒尼詩興業便被納入恆生指數成份股，成為市場公認的優質地產藍籌股，因其相對於老牌英資地產公司香港置地而規模較小但增長迅猛，故被媒體稱為「小置地」。

收購太古洋行

1982年，何賢邦在匯豐銀行的策略支持下展開了更為大膽的行動：收購太古洋行的控制權。太古洋行是英資四大洋行之一，旗下擁有太古地產、國泰航空、太古糖業、太古可口可樂及龐大的航運業務，總資產規模極巨。收購過程極其複雜，涉及多輪換股、現金收購及白武士競爭，前後耗時逾兩年。1984年，何賢邦成功獲得太古洋行控制權。此後四年，他開始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資產重組，將和記、會德豐、九龍倉、太古這四家老牌洋行的業務全部打散並重新整合為一家統一的公司和記會德豐有限公司（Hutchison & Wheelock Co., Ltd.）。重組後的業務劃分為四大板塊：

• 地產板塊由香港置業信託有限公司統籌，旗下涵蓋軒尼斯興業、聯邦地產、夏利文發展、太古地產，以及建築材料業務的青洲英坭及安達臣石礦。至此，何氏家族成為香港最大的私人地產商。
• 工商業務板塊由太古洋行有限公司統籌，經營太古糖業、太古可口可樂、國泰航空及相關的進出口貿易與汽車銷售。
• 航運及交通板塊由中國輪船有限公司統籌，整合了會德豐船務、太古輪船的船隊，形成擁有超過八十艘遠洋船舶、載重噸位逾五百萬噸的龐大商業船隊，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船東之一。
• 零售及服務業務板塊由屈臣氏有限公司統籌，納入連卡佛百貨，覆蓋藥房、超市、百貨批發及酒店業務。

收購怡和集團

完成四大洋行整合之後，何賢邦的目光投向了最終的目標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從1841年起便是何氏家族的盟友與東主，何氏世代擔任其總買辦。然而時移世易，到1980年代中期，何賢邦早已不是百年前那個仰賴洋行的買辦家族，而是手握四大洋行、掌控多家旗艦企業的商業巨擘。經過約兩年的公開市場收購與私人談判，何賢邦取得了怡和集團的絕對控股權。收購在1987年全球股災前夕正式完成。

從1841年何承長借款四百萬兩給威廉·渣甸，到1987年何賢邦全面收購怡和集團，歷經146年、四代人的世代傳承，何承長家族終於從怡和的總買辦，成為怡和的主人。在收購完成後的慶祝晚宴上，何賢邦據說舉起酒杯說了一句後來被反覆引用的話：「Some promises take more than a century to keep.」（有些承諾，需要超過一個世紀來完成。）收購完成後，何賢邦對怡和集團連同和記會德豐進行了徹底的資產重組，形成了今日所見的怡和集團架構。原怡和集團的優質資產被保留並重新配置，部分非核心業務則被分拆出售。

近年

進入21世紀，年事漸高的何賢邦逐漸將日常管理事務交給下一代家族成員，但仍在重大戰略決策上保持最終話語權。時至2026年，何承長家族透過何賢邦控制的怡和集團，合共擁有超過60家主要上市公司，總市值突破18萬億港元，是亞洲規模最大的綜合性企業集團之一。集團業務遍及全球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全球僱員總數超過60萬人。《財富》雜誌在其「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企業」榜單中，將何氏家族及其控制的怡和集團列為全球前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