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英語：Golden Age of Hinnia），又稱護國公時代（The Protectorate）、何西盛世（The Hokyeson Era），是指希望帝國歷史中維新時代和改革時代之間。史學界普遍以 1825年護國大公何西在隱退多年後，於國會選舉中大勝，第二次組建內閣為黃金時代的開端。終點則定於1877年何西逝世，對帝國經濟造成實質性衝擊並引發國內首次大規模工業罷工（明宮市造船工人大罷工） 為止，標誌著歷時約52年的「無憂繁榮」鼎盛期的結束。
「黃金時代」一詞最早出現於1851年《帝國時報》一篇社論，用以描述當時帝國國力鼎盛、社會祥和、文化昌明的景象。後被史學家廣泛採用。此時期以「秩序、繁榮、進步」為核心意識形態，實現了國家治理的徹底制度化、經濟的工業化轉型、社會結構的現代性重組、文化的自信性創造以及外交地位的全球性確立，被公認為塑造現代慶寧國家形態與民族精神的決定性時代。
歷史 編輯
黃金時代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維新年代（1802-1825年） 現代化改革的直接成果。維新年代兩屆政府下，慶寧政治制度正式奠基，國會、內閣、司法制度已建立並初步運轉；經濟基礎方面，慶寧帝國貿易公司（慶寧行）在護國大公何西及忠國大公趙繁澆領導下已壟斷對外貿易，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並開始投資工業；至於社會文化方面，新式教育培養出第一批接受西學的本土精英，同時拿破崙戰爭結束，歐洲秩序重建，英國主導的「大英治世」為全球貿易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環境。
然而，維新年代後期，北辰內閣的執政風格趨於保守，改革速度放緩，且四大世家內部圍繞利益分配存在矛盾。1825年，隨著強勢人物北辰士祈的逝世，政局出現權力真空。早已在司法界和商界積累巨大聲望和實力的何西，憑藉其無與倫比的個人威望、對慶寧財閥的絕對控制以及與英皇的密切關係，被視為能帶領慶寧突破瓶頸的唯一人選，從而開啟了黃金時代。
在黃金時代早期 (1825-1838年)，慶寧各方面制度正式奠基，社會經濟發展高速增長。此時期政府將何西的治國藍圖全面法典化、機構化。關鍵成果包括《文官法》、《帝國銀行條例》、《第一次全國鐵路規劃白皮書》的頒布。經濟上私人投資爆發性增長，重工業產能年均增幅12%。
到了鼎盛期 (1839-1859年)，慶寧正式進入全面繁榮與文化自信，政府和私人機構高效協同，社會洋溢樂觀主義。1855年咸美頓成功主辦萬國工業與藝術博覽會，接待各國使團與商人，展示帝國實力。「海崎浪漫主義」達到頂峰，帝國美學標準輸出至東亞。然而到了黃金時代晚期 (1860-1873)，制度複雜化與壓力初現，隨著制度日益龐大僵化，對內各大利益集團開始固化，山頭主義興起，對外則出現強力競爭者。雖然經濟總量仍持續增長，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放緩，再加上工人運動組織化，自由知識分子批評加劇，殖民管理成本上升，慶寧黃金時期接近尾聲。
在同一時期，英國處於維多利亞時代中期，法國則經歷七月王朝、第二共和與第二帝國更迭，普魯士正邁向德意志統一；至於美國進行西進運動，南北戰爭（1861-1865年）後進入「鍍金時代」；而鄰近的中國則處於清朝道光至同治年間，經歷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日本處於幕末至明治維新初期（1868年始）。在非西方世界中，慶寧是唯一一個在政治獨立前提下，自主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並在國際外交中獲得完全平等地位的國家，成為全球社會上獨特而重要的非西方大國。
護國大公何西 編輯
何西在此階段將其積累三十年的政治、法律、商業理念付諸實踐，其權力基礎來源於四位一體的身份：
- 政府首長：同時擔任宰相（Prime Minister）及帝國大藏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掌握行政大權。
- 立法機構：通過控制國會多數席位推動立法。
- 司法機構：擔任御前大臣（Lord High Chancellor），影響法院任命與法律解釋。
- 經濟總工程師：慶寧財閥最高委員會主席，實質掌控國家經濟命脈。
他主導通過了 《1831年政府程序法》 ，確立了「內閣集體負責制」和「宰相主導議程權」，從制度上鞏固了其權威。他每日工作18小時，其書房被稱為「帝國第二中樞」。他建立了每週與四大世家家主非正式會晤的「週四俱樂部」機制，以協調上層利益。
1852年10月17日，何西迎來了85歲華誕，安太祖為他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由於年事已高，精神和體力大不如前，何西以85歲之齡辭去宰相一職，為至今退休時最年長的宰相，並展開退休生活。然而其位於北原的莊園明寺御林仍為慶寧的政治聖地。各方勢力在重大分歧時，仍會尋求他的建議。他晚年口述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闡述其政治哲學，成為慶寧政商精英的必讀經典。1877年其逝世時，帝國為其舉行國葬，規格僅次於君主，